（《孝经•天子章》）《尚书·大禹谟》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熟悉稷下各家之学，也有了百家争鸣，学术交融的思想自由的宝贵经历，这为他批判总结先秦学术思想、构建自己庞大思想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相对而言，孟子对外在的礼乐教化以及刑罚有所忽视，一定的程度上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如他谈人格修养过程，认为作为一个人应该认识道、追求道、献身于道，而且他还断定：道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不遵循的。《商君书·修权》：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38]《嵇文甫文集》上，第18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儒家信奉王道，反对霸道，孟子更好作王霸之辨。他还说：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

《韩非子·八经》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这就需要我们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如《易·系辞下》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以仁道为核心，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

(《汉书·元帝纪》) 以儒法思想为学术基础，兼用霸王，杂用诸家，是从汉兴以来一直在积极进行政治文化整合的基本思路，其最终成果就是在武、宣时期基本上形成了这种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由传统内圣外王演化成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在当今新儒学发展中显示了很大的张力。这两种功能在古代圣王那里是一体的。那么，如何彰明仁道？通过经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民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对应，都是修身份外的事，是属于外王方面的。

在《荀子·解蔽》中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孔子与儒学之广大在此。与孟子相似，荀子的思想基本结构也是合理的，但由于战国末期，天下统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儒效》）成为时代主题，荀子更重视圣人的外在事功，侧重于外王之道。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传习录》上）因为他们大谈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极力强调这是外王的根本之所在，然而无形中又造成对外王的忽略，所以，现代新儒学开山大师熊十力对此也颇有微词：孔子内圣外王精神，庄子犹能识之，至宋明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荀子讲心的地方也很多，只是与孟子在理路上有明显差别。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在修养方面，孟子提出了养心寡欲的功夫论，求其放心，操存本心，以寡欲养心，高扬以浩然正气为支撑的大丈夫人格。

这与孟子把良心存养起来再下修养的功夫不同。程颐说：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夫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在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的‘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朱子语类》卷一一九）陆九渊说：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七八圣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气势岂能尽同？我这里也说气象，但不是就外面说。

荀子的分疏是为了整合，所以他说圣王是兼两尽（伦与制）与一身，学者应以圣王为师，试图在分了之后又合。当然，内圣和外王在不同时期、不同儒者那里，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重建 儒学正在进入全面复兴阶段，当代新儒学成了当今思想文化界一个热门话题。孔子以修己为起点，而以安人为终点，体现了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的直接统一，是对古代圣王分裂后新的整合。通过研读经典，理清儒家思想发展的源流脉络，彰明儒家之道，重建儒家道统。儒家在其后历史嬗变过程中, 虽然理论形态不断更换,不同派别不断产生, 但以内圣外王为其思想的基本结构却始终如一。

如何重建？笔者提出几点思考。儒学的核心结构是内圣外王，其渊源是古代圣王。

社会儒学以社会为本位，但并不是不关心人的内在心性修养和国家的政治运转与制度建构，它与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对心性儒学的滋养和对政治儒学的匡正。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齐、治、平是修身的主体推衍。

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先秦诸子各家各派都从各自的学术理路讨论圣王，也都有不同程度美化圣王的倾向。

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蒋庆政治儒学的盲点还在于讲政治儒学时对于制度设计有许多构想，却因为割裂了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就忽视了进行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的儒者自身心性修养和道德人格如何？怎样保证你所设计的是良制善法而不是恶制坏法？还有，蒋庆也提出政治儒学就具有过份入世化与外在化的倾向，容易因为过份认同现实而丧失批判社会与政治的能力，变得僵化保守，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意识形态。我认为，当代新儒学的建构要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就不但不能割裂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同时还应该考虑社会儒学这一维度。

仁是儒家核心价值的核心，是内圣外王的主体价值，此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道的含义。其论心性体相，为修齐治平之资助焉尔。

范文澜说：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他们虽然大讲心性之学，但他们理解的心性之学还是在内圣外王的构架之中的，所以他们把内圣与外王问题化为觉悟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来讨论，提出我们必须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更增觉悟，知行二者相依而进。

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继孟子之后着重发挥孔子礼的概念，注重从外在规范上展开，以礼义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今天，我们也应该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明道中国文化之道，明儒家之道即仁道。

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通过‘内圣外王的重构秩序，是孔子最先为儒家创立的整体规划。熊十力在《读经示要》说：经者常道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儒学就是民间儒学，也可称为草根儒学，就是指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的无意识认同和践行，是日用而不知的儒学，是存在于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习气、品行操守中的儒学。

针对港台新儒家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实际情况，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似乎走向另一极端,在对港台新儒家彻底颠覆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路向——政治儒学，认为政治儒学同心性儒学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二者不仅渊源不同、方法不同，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并且对社会与现实的关注，对礼乐制度的态度，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理想的认定都不同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在儒学传统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只是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所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这一看法当然值得商榷，在我看来，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没有过时，关键是怎么把民主与科学融汇于现时代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儒家‘伦理政治型的思想模式，从这时开始便基本形成了，这就是所谓‘外王之学。孔子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明道的，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

中国文化不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基本上能够走中庸之道。蒙培元认为孟子的思想一是向外在的社会政治层面发展，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以期统一天下，实现儒家的理想国。